窗外是一片废弃的工厂区和遍地的绿茵，肆意生长的野花点缀其间，透露出一股旺盛的生命力。在成都武侯区太平寺西路漫长的林荫路尽头，梵木Flying国际文创公园映入眼帘。这座文创园区的前身是成立于1966年的成都滑翔机制造厂，在经历过上世纪的辉煌之后，逐步引退成了成都这座城市一处“隐秘的角落”。

近年来，随着梵木Flying的落成，潮牌店、俱乐部、音乐厂牌等相继入驻，在文创的助力之下，这座荒废已久的滑翔机制造工厂又重新“滑翔”回了大众视线。

在日新月异的产业浪潮中，以梵木Flying为代表的成都文创园区如何实现“突围”？在新兴科技及娱乐方式的冲击之下，文创园区如何寻得内生动力？

本期天府文创云深度对话「梵木文创创始人、四川正火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余炳」

“我希望在这里‘复刻’出过往社区生活中那种邻里之间的氛围感，而不是一个个网红打卡地。”——余炳

“文创园区不应追求大而全，应聚焦主导产业”

1995年，还在重庆上学的时候，余炳便开始了创业，早早就挖到了“第一桶金”。1997年底，他只身前往成都，开始在创意设计领域摸爬滚打。

2001年，余炳创立了“成都市丙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2007年，他又推出自主设计生产的原创艺术家居品牌——梵木，后来陆续完成了包括青城山六善酒店、丽江净居闲堂在内多个项目的包装打造。

作为众多品牌幕后“推手”的余炳，并不满足于此。“创业初期，我做了大量设计相关的项目，从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到产品设计，我感觉一直在为别人‘做嫁衣’。我一直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创园区。”余炳说。

作为一名“文艺青年”，余炳一直想着介入公共文化空间。2009年的时候，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创办了一本与创意设计有关的杂志。

在谈及打造文创园区的初心时，余炳告诉记者，“创意设计这个圈子太需要一个强大的交流媒介了。当时，我并没有思考太多的商业逻辑，就摸索着做一个有趣的、自由的，各行各业都可以来碰撞交流、创造作品的载体。我们打造了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孵化出很多非营利性的音乐项目、艺术项目。”对余炳而言，文创园区就如同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延伸。“应该说那几年是一段非常理想化的时期，我用设计公司挣的钱去‘反哺’一系列天马行空的想法。”余炳说。

2010年左右，余炳开始全身心扑在文创园区的打造。随后，由无缝钢管厂改造而成的梵木创艺区以及由滑翔机制造厂“脱胎”而来的梵木Flying国际文创公园相继诞生。

究竟如何从一众文创园区中“突围”？在余炳看来：“主导产业不清晰是困扰国内文创园区的通病。我们不应追求大而全，而应保持长期的专注，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主导产业，并围绕主导产业完善产业链条。”

以梵木创艺区为例，余炳花费数年时间打造“创意设计+音乐产业”双主导产业，培育出天府原创设计、音乐公共服务平台。“2018年，我们对园区升级改造后，专注创意和音乐双产业链，吸引了200余家产业链上的企业相继入驻，逐渐形成一个产业生态闭环。”余炳告诉记者。以音乐产业为例，梵木创艺区打造了音乐创意IP库，累计落地国内外各类音乐艺术展演活动超过600场，孵化原创音乐人100余位，千人级现场音乐会市场份额居西南第一，海龟先生、莫西子诗等知名音乐人都在此设有工作室。旅行团、刺猬、木马等国内知名乐队都曾在此登台。

莫西子诗（上） 海龟先生（下）

如今，这里已形成了集“音乐制作-艺人经纪-演出活动-演艺设备-作品版权”为一体的完整音乐生态链。在余炳看来，“只有保持专注，不断地下沉，贴近市场需求，才能摸清楚产业链的每一个细节，最终找到适合园区的主导产业。”

后来，基于梵木创艺区的经验，余炳又在梵木Flying设立了IP赋能、原创和运营三大中心，针对产业链条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园区市场进入运营时代，与企业是共生关系”

事实上，自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印发以来，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的文创园区开始迎来“爆发期”。打造文创园区的热潮之下，文创园区盈利困难，文创园区同质化、地产化等问题逐渐凸显。此前被拆除的广州文创地标之一——红专厂，以及落地10多年后被整体改造的深圳田面设计之都文创园便是其中的缩影。

一般而言，文创园区的收入构成分为：租金、联营抽成、场地租赁、活动等几个板块。其中，租金收入为众多文创园的主要营收来源。然而，在新兴科技及娱乐方式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创园区举步维艰，全国超过50%的文创园区都处于亏损状态。无论是拥有自有产权的文创园区运营方，还是租用国营企业厂房的文创园区运营方都纷纷表示盈利困难。

余炳指出，园区市场已进入运营时代，这意味着园区开发的底层逻辑也发生了改变，需要从此前传统的“收租思维”转向长线布局的“运营思维”，从产品力打造转向运营力打造。

海葵音乐

事实上，文创园区中众多初创公司机构的创始人或运营者大多出身于艺术设计领域，包括设计师、音乐人、导演、建筑师等，有不少比例是初次创业者，缺乏在市场中“厮杀”的经验。“园区入驻的大多是小微企业或工作室，有成长潜力，业务能力强，但市场拓展能力比较弱。园区必须提升运营服务能力，聚焦文创产业的孵化及引导服务，增强入驻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余炳向记者表示。“我本身是设计出身，我了解这个圈子里人的诉求以及他们身上带有的那种理想主义。我知道如何为他们营造一个适宜创新创造、拓展业务的环境氛围。同时，我们也善于帮他们找准市场定位与特色业态。”余炳表示，“我们与园区企业不是纯粹的管理和入驻关系，首先是一种共生关系。”

呱呱电音工厂 

记者观察到，梵木文创园区入驻的企业都有很强的业务关联性，像是电音俱乐部、艺人孵化机构、音乐版权公司、独立音乐厂牌，在实现“物理聚集”的同时，“化学聚集”效应也不断增强。

余炳坦言：“我们希望增强平台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粘性，而不只是做个房东或物管。作为平台方，我们更像是产业发展的导师，深度参与引导园区企业的发展。”

例如，2018年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期间，梵木创艺区主办“无定义音乐节”，邀请到众多艺术家、音乐家，撬动资源跨界合作。“当时园区有近20家企业、工作室参与其中，为音乐节提供了全套视觉设计等服务。”余炳表示，“通过举办类似活动，文创园区成功链接政府、市场和入驻企业，不仅为园区企业带来极高的流量，创造出不菲的经济效益，还开拓出跨界合作的可能性。”

除了孵化出四川音乐周、西部数字动漫节、iF成都国际创意设计会议等众多本土文创IP，梵木还主动引进顶级IP，与TEDxChengdu成为长期战略伙伴，为园区企业引入“新鲜血液”。

“未来，我们将持续引入年轻人喜欢的国内外优秀IP项目、潮牌和活动品牌。”余炳透露。

“扎根当地社区，才能获得内生动力”

文创园区，自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都面临着商业与艺术的纠葛，在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之间仿若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某种程度上，文创园区遭遇的发展之困源于——无法理顺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很多地方发展文创园区时，仅聚焦于“给地”“给政策”“拉投资”，却忽略了文创产业“细胞生长”的过程。

有学者指出，文创园区作为文化产业核心要素的聚集，其集聚方式应当取决于当地的文化资源与城市肌理，基于文化逻辑来布局。从意大利托尔托纳创意区，到伦敦南岸艺术区，再到上海M50创意园，莫不如是——依托当地优势文创资源，将产业要素融入周边环境，打造开放式的社区。

梵木创艺区与梵木Flying，一前一后均“脱胎”于成都的废弃工厂，在前期规划及后期运营中，有机融入当地社区，成为了无边界的文创园区。例如梵木Flying，“跳脱”开单纯的产业物理空间，它更像是太平寺西路这片废弃工厂区“重生”的标志，从A区到G区，充满了浓郁的社区生活气质。

在余炳眼里，这些废弃工厂的建筑形态是不可多得的文创空间。“我们在不对原建筑伤筋动骨的前提下，用现代设计让工业遗存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融入城市的肌理，植入美学生活、企业办公、公共艺术和原创内容孵化等业态，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唯有此，文创园区发展才能获得内生动力。”

事实上，梵木文创园区发展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文创园区的演变趋势——从破旧厂区，到传统产业园区，再到新型城市社区，也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吐故纳新”。在余炳看来，城市更新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出符合当下需求的全新人居环境。

谈及一些文创园区试图依赖资本，实现规模化扩张却忽视文创产业自身规律时，余炳坦言：“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也没怎么接触风投和基金，我希望可以依靠自己团队的力量，哪怕难一点，哪怕慢一点，不用担心其他人的干扰，打造出扎根社区、自由生长的文创园区。我希望在这里‘复刻’出过往社区生活中那种邻里之间的氛围感，而不是一个个网红打卡地。”

2020年，成都梵木文化产业园获得了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资格，与梵木一道获此殊荣的还有北京798艺术区、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等13家园区。目前，梵木正将目光投向全国，参与到上海、重庆、绵阳和丽江等地的城市更新过程之中……

最后，在谈到文创园区未来发展时，余炳向记者表示，“产业的提档升级需要链接到更多资源，尤其是跨行业资源。未来，文创将与产业互联网、新兴科技深度结合，这样的结合将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剧烈变动。”